1958年，父母带着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山东闯关东，好不容易在共和乡榆树村安顿下来。 

初来此地，非常艰苦，住的是简易草棚，吃的是上顿不接下顿，有时不得不用野菜充饥。 

1970年我出生时，日子好过多了，居住条件几经改善，已经住上三间两个大炕的房子，小杆夹泥，茅草屋顶，既保暖也算结实。 

人有旦夕祸福。我七个多月大的一天，房盖不知咋的就着火了，全村人都来帮助灭火，天干气燥加上取水远，还是很快就烧塌架了。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听说着火了，跑回家看到已经烧塌架，当即昏过去不省人事，醒来声嘶力竭的喊我，没有回音。大家这才如梦方醒，火已救灭，却没注意到丫头老七不见了，等大家七手八脚扒开滚落的残梁断椽找到我时，我竟像是睡着了那样窝在炕墙边，一根掉下来的房梁恰巧斜搭在炕沿上，为我支起了一小块活命的空间。父亲拎起我照屁股拍了两下，我就哇的一声哭出了声，母亲一把搂住我，哭得比我还厉害。 

从那时起，全村人都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不久，我第二次大难不死。火灾后在全村人帮助下搭起了安身的草屋。一天中午，母亲在外间灶台前忙乎，忽然听到里屋北墙有动静，赶紧跑进里屋，一眼看见熟睡的我身旁有土坷垃，抱起我就往外跑，几乎同时，整个后墙轰然倒进屋里，崩塌的土块竟然砸到了母亲的后脚跟。差之毫厘，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第三次大难不死，是在我三岁那年。我嘴巴四周长了许多血瘤，越长越大。当时村里没有大夫，我妈背着我，一天一个来回到十八里外的经营所，找一个姓郭的赤脚医生给我治病。医生说，这血瘤可了不得，千万不能碰破，一旦破了会血流不止，有生命危险。来回狭窄的山路两旁满是藤条和树枝，我妈深一脚浅一脚走得再小心，也难以完完全全护住我的脸。有一次回家一看，我妈立马放声大哭，原来是血瘤被划破了，血肉模糊，弄得我妈后背都是血。全家都以为，我这一夜是熬不过去了，哭成一团。可谁能想到啊，打这以后，我嘴边那层血肉模糊的皮竟然慢慢干巴了，结痂了，掉痂了，生出新肉芽了，长新皮了，奇迹般的痊愈了！ 

难道真的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话吗？1987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9月7日，是我到外地上大学的日子。那天，全村的人几乎都出来了，一齐鼓着掌为我送行，还有好几位婶子大娘硬往我兜里塞钱呢。村民认为这也是这个小山村的大喜事，第一次出了个大学生。 

我家后来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庆祝我母亲八十大寿那天，电话不断，祝福不停。这个庞大的四世同堂之家热闹非凡。大家聚到一起，总有唠不完的嗑。那些嗑那些笑声，无不透露出喜悦和幸福感，还夹带着许多的调侃和戏谑。 

姊妹们围着老母亲说着闹着，讲起年前表哥家的孩子结婚的事情，那个豪华气派呀。 

姊妹们因此联想到了自己结婚时的情形。 

大姐说：“俺那叫结婚呀，简直跟夹了包私奔一样。”二姐说：“比你，我强多了，一辆牛车两个木头柜子，还围着咱村绕了三圈呢。”五姐说：“我比你们更强了，自行车驮着嫁妆出嫁的。”我说：“嗨，我那结婚场面比你们都火爆。”弟弟插嘴：“可别闹了，你结婚那天，差点把咱村的老少爷们吓死。” 

说到我结婚，那可是全村史无前例最豪华的一场婚礼了。四辆车组成的迎亲车队“一路卷土”而来，很是抢眼。花车是丈夫在县林业局消防科当科长的朋友单位里的一辆北京吉普改装成的消防车，丈夫说，就是为图个吉利，因为是改装成消防车，所以车身全涂上了紅漆。最轰动的是车队一进村和新娘我登车出发时前后两次火警鸣笛（这大概就是弟弟说的“吓死人吧”），火警刺耳的长鸣和鞭炮声响彻小山村上空，全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踊跃“观礼”，热闹非凡！车队到得夫家，四台车两台进了修理铺，一台爆了俩车胎，一台发动机打不着火了。说到这，姊妹们笑得瘫倒了一炕，老母亲也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年过春节，我和丈夫回去时给父母安装了一台电脑，为的是能让二老不仅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还能看到我们的身影。父母开始不会操作，更不会打字。可现在二老已经离不开电脑了，每天晚上，父母打开视频和生活在外地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像面对面地唠嗑，高小毕业的父亲用写字板已经能熟练的输入字码了。父母还美滋滋地告诉我们，每天正按照电脑里提供的食谱和保健方法做呢。 

我们这一大家子，各自的日子越来越好过，都很幸福。 

难道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我心里清楚，哪有这么回事！分明是父母闯关东筚路蓝缕千辛万苦为后代酿成的甜蜜，是山村淳朴邻居们的鼎力帮衬，更是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好，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子幸福的今天。 

我感恩父母，感恩山村的邻居，更感恩我们的党！